卌年丨汤晓华：人生的三次大考，未来的路仍然漫长

作者简历

本文作者
汤晓华，安徽铜陵人。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。毕业后曾在中学、党校、宣传部工作，曾任铜陵市委党校副校长、铜陵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。曾公开发表诗歌、史论、政论七十余篇。

原题

我人生的三次大考

为大学毕业四十周年而作

作者 | 汤晓华

自小起，经历了多少场考试，我记不清了。但人生的三场大考，我从来没有忘记。

我的第一场人生大考，是“高考”。高考，我经历了两次。七七年，名落孙山。是分数不够，还是那个令我“胆寒”的“政审”，我至今仍不清楚。入团遇到了它，入党遇到了它，招工遇到了它，高考又遇到了它。“政审”，屡次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“横刀立马”。

七八年，又考，中了。那天下午，邮递员高举通知单，一路大声吆喝：大学通知！大学通知！不出一个时辰，消息传遍了县城那条幽深的老街，瞬间刷新了当天“老街新闻”的头条。

七五年，我招工进县城杂货商店。销售陶器：火球、火钵、药罐、水缸、缸灶。四个年过六十的老人是我的同事。他们是合作化中被“招安”的。这是个集体所有制商业小店。那年头，人们崇尚“国营”与“工厂”。对于合作化“转胎”过来的商业小集体，是不拿正眼去瞧的。况且又是“万恶社会”过来的“老朽”旧商人在经营土得掉渣的原始产品。尽管后来我曾调侃：我可是资深古董商，到琉璃厂也是可以摆摆龙门阵的。可当时，我的心寒到了冰点。

七八年的这场大考，一举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终于挣脱了“身份枷锁”。尽管从小至今，我都没有任何人生“污点”。在老师眼中，一直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。可是，父辈的那沉重的“政治”，像座大山压在我的胸口，令我窒息。至今，我打心眼里感恩耀邦，感恩小平，感恩冤假错案平反，感恩改革开放。

“歧视”，是人类的通病。白人瞧不起黑人，城里人瞧不起农村人，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，富者瞧不起穷者，强者瞧不起弱者，智者瞧不起愚者，胜者瞧不起败者，比比皆是。虽不“正确”，但无“恶意”。可在哪个特定的“疯狂”年代，“政治”导致的“歧视”，夺去了多少人的权益，扭曲了多少人的心灵，埋葬了多少人的青春，要了多少人的“命”！生而不平等的命运大舞台，上演了多少人间惨剧！

我的考分不高，可我的家乡考的不好。我和后来同校同系的盛益武成了矮子中的“将军”，全县文科，益武第一名，我第二名。

第二次大考，是考党校。82年毕业回县城母校教历史。一年下来，没了新鲜感。尽管“故事”讲的受到学生的欢迎。终于，机会来了：83年底，铜陵市委党校招聘教员，我偷偷报了名。因为不是党员，不能报马列和党史建，只能报“文史”。复习了一周历史，可结果考题是“试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”。我那时不关注政治，见到考题直发愣。好在大学时出过一期墙报，抄过“精神文明”词意解释。凭着这点“旧学”的现场“发酵”，居然得分第一。还有一场是讲课：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。得分也是第一，我以为这下成了：“小县民”可以成为“小市民”了。可没想到，县里先下手为强，一纸调令，将我调往县委党校，美其名曰：防止人才外流。市委党校当然不依不饶。招聘组长（市委副书记）面告县委书记：此人必须在3.12日前到市委党校报到（当时只剩我没报到）。县委书记立马表态：县委服从市委。什么叫“官大一级”，什么叫上级的权威，我这个“书生”是第一次真真切切地领会了。很多我认为是千难万难的事，“大官”一句话就“秒定”了。

报考市委党校前，我曾找过那位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，想调往县委党校。他们都以一通“大道理”锁住了我的那点“不安份”。现在，真的要走人了，他们又婉然若失并“半路打截”。我的这点事，后来被县两会多次提及。有政协委员还以“我等”为例，郑重提出“防止人才外流”的提案。我想：对待所谓“人才”，人们往往是这样：得之，不惜；失之，方醒。世间很多事，道理都明白，可做起来却又糊涂了。不是不明“理”，而不是舍“利”。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将来或许还是这样。

第三次大考，是报考铜陵市副市长。98年，省里招聘厅干，我压根没想过报名。报名截止那天，市委组织部打来电话，希望我能参加，说了不少鼓励的话。我当然不糊涂：他们估计我可能会“挣分”、“挣脸”。组织的“美意”当然不好拒绝。当时我正感冒发烧，一边打点滴，一边啃书。一共11门，一天啃两门。临考前两天，烧退了。笔试在任书智任教的合肥九中。考场出来，我感觉良好。一周后，接到省委组织部电话，通知我去合肥面试。面试在兰亭宾馆。五道题，半小时。我的考感依然良好。又一周后，安徽日报刊登入围考核名单：张庆军、张南和我。二天后，省组织部副部长张耀文来铜考核。张部长找我单独谈话。宣布20分钟，结果谈了两小时。看得出，张部长对谈话满意。临别，他告我：你已进厅干后备库了。再后来，就是张庆军来铜就任副市长。

考核名单公布后，铜陵日报副刊头版刊登了记者对我的采访。一下子，我成了当地坊间的“谈闻热点”。短短几天，我接到了近百个“祝贺”电话，有不少是多年“失联”的连姓名、面貌都已模糊的“故人”。我的办公室和家里也空前地“热闹”起来。更有朋友给我出主意，要组织力量攻关，打算攻到很大的领导那里。我吓了一跳，明明是阳光下的事，不要弄得见不得人。我当然谢绝了。这事给我触动很大。我又一次真切地感到权力的“灼热”。尽管它离我还十分遥远。

落选后，一些朋友为我“把脉”。认为我未能“修成正果”，就在于“人情”不够练达，“世事”不够洞明，缺了“圆通”的“火候”。既不通“庙堂”，又不接“江湖”。我当然不敢苟同。妻倒是坦然说，不成也好，我家还安静些。岳父是南下干部。这种家庭背景，似乎有助于她对我的“仕途”一直持“平常心”。我完全认同她的话。在我人生的所有节点上，妻与我一直是风雨同路。

其实，我自己清楚：我本“书生”，并非“官料”。尽管我早已“入场”，也明白“道道”，也有不薄的“人脉”，但，我有自己的“信仰”。我在党校二十多年，接触的大小官员成百上千。我深知，在当下中国，为官并非易事。我不止一次地问：你能拒绝“美意”吗？你能拒绝“人情”吗？你能在白哗哗的“银子”面前，“脸不变色心不跳”吗？你能在美女缠绕中“坐怀不乱”吗？你能在阵阵赞歌中不飘飘然吗？你能在上司面前不吹不捧不折腰吗？你能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吗？你能坚守一事，还是事事？你能坚守一时，还是终生？这些拷问，实践没让我作答：我只处“官”的边缘，与“要职重权”相距甚远。但我把这些拷问送给了党校每期的“新进领导班子”和“中青年干部班”的学员。我知道，他们中许多人是有志向、有能力、有情怀的“好官”。可令人痛心的是，隔三差五，就有“多么熟悉的身影”“进去了”，其中有与我私谊不错的朋友。这些年，我们亲眼所见的难道还少吗？

原因所在？是教育的失败？是人性使然？是制度的漏洞？是法律不彰？都是。但细究起来，要分主次。自然人性是恒定的，教育的投入已经够大了，根子还在制度和法治。中国几千年，信人“善”，崇“圣人”，重说教，轻法治。结果呢？“圣人”我可是一个也没见到，“君子”也只是活在书本上。七情六欲，人之本性，物欲横流，世间常态。中外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是：公正权力和干净灵魂的锻造，靠的不是唠唠叨叨的说教，而是完善的法治和公正的制度。

近些年，虽然反腐肃贪力度加大，社会风气也有好转，但离“成功”仍相距甚远，因为很多根基性的建设仍未起步，至少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”，八字未见一撇，人心的“收拾”依靠的仍然只是传统资源。我们任重道远！

现在，我已年近古稀，人生的大考小考都已烟消云散。剩下的是：健康身心，关照老妻，祈福苍生。愿这三题的解答都能全优。

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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